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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毓明取得美国籍后仍以专职律师执业,法律与伦理的边界何在

作者：刘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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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万字| 连载| 2026-05-29 04:46:45 更新

近日，一则关于“鲍毓明取得美国籍后仍以专职律师执业”的新闻，引发了社会公众与法律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这一事件不仅涉及个人执业资格的具体问题，更触及了我国律师执业管理、国籍与职业身份关联性，以及法律职业伦理等深层次议题。它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律职业领域面临的新挑战与规则模糊地带。 根据我国现行的《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具备的条件中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司法实践中，对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认定，通常与申请人的国籍身份紧密相连。一般而言，在我国以专职律师身份执业，需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而该证的申领主体通常为中国公民。因此，鲍毓明在取得美国国籍后，其中国公民身份依法自动丧失。在此前提下，他是否仍能合法合规地以“专职律师”身份在中国境内从事诉讼代理等法律业务，便成为了一个核心的法律适用问题。 深入剖析，这一事件背后至少存在两个层面的疑问。首先是法律技术层面。若鲍毓明已非中国公民，则其原有的中国律师执业证的法律效力状态可能存疑。他是否依法向司法行政部门申报了国籍变更情况？其执业证是否已被依法注销或处于应被注销而未注销的状态？如果是在执业证应被注销的情况下继续以律师名义执业，则可能涉嫌违反《律师法》关于律师执业许可的强制性规定。其次，是职业伦理与诚信层面。律师职业的核心价值之一便是诚信。向当事人、法庭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如实披露与执业资格相关的重大事实，是律师的基本职业道德义务。取得外国国籍属于重大身份变更，关乎执业权利基础，对此进行隐瞒或未及时报备，可能构成对职业伦理的严重挑战。 这一案例并非孤例，它反映了随着国际人员流动加剧，类似“双重身份”或“身份转换”带来的职业管理难题。部分专业人士在取得外国国籍后，可能出于职业惯性与经济利益考虑，选择不主动披露，继续在原国籍国以需要特定国民身份的职业资格执业。这种行为不仅可能扰乱行业管理秩序，也可能在涉及国家秘密、重大利益等案件中引发更复杂的风险。 从行业监管角度看，这一事件对司法行政机关的执业监督与信息更新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与出入境管理等部门建立高效的信息核查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并处理类似情况，是完善律师执业监管的重要课题。同时，这也提醒律师事务所，在聘用和管理律师时，负有核查其持续执业资格合规性的责任。 对于公众和当事人而言，这一事件也具有警示意义。在选择委托律师时，除了关注其专业能力与口碑，对其执业资格的合法有效性也应保持必要的关注。一个在基本执业资格上存在瑕疵的律师，其代理行为的法律稳定性和可靠性难免会打上问号。 综上所述，“鲍毓明取得美国籍后仍以专职律师执业”的事件，绝非简单的个人执业问题。它是一把钥匙，开启了关于法律职业资格国际化背景下如何坚守本土法律底线、如何强化执业伦理建设、如何完善动态监管体系的系列思考。法律的权威在于被严格执行，职业的尊严在于对规则的敬畏。无论个体背景如何，在法律职业的殿堂里，合规与诚信都应是不可逾越的基石。唯有如此，才能维护法律服务的严肃性，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促进法治环境的清明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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